拜登時代，探索更穩健、更包容的新型大國關系

導語

當前中方已表明原則和立場——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加強溝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方能否做出積極有效的改變。當以謹慎樂觀的態度𓀔🧔‍♂️，期待中美關系朝著健康的方向調整。

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其關系走向對世界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後♛，中美關系將向何處發展🦦，日漸成為各方關註的焦點。

從邏輯視角上來看，中美關系的發展，或將分為三種基本場景🍀：樂觀場景，即中美關系出現大規模良性調整，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回到2016年之前的軌道🤲🏿；悲觀場景🦸🏻，即中美關系出現更顯著的負面趨勢，在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關系已構成損害的基礎上🌎，繼續朝著全面脫鉤乃至沖突和摩擦的方向前行；中性場景🕑，即中美關系出現某種有限度的調整，在中方反復強調的“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加強溝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方向上前行。

從相對務實與客觀的視角來看，美國大選後中美關系的走向，或將以中性場景為中軸，以有限幅度波動的方式🛩，進入一個相對穩健發展的軌道；悲觀和樂觀場景出現的概率相對較低🚡。

製約中美關系積極調整的美國因素

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和拜登團隊的特點，決定了美方無法對中美關系進行大幅度的積極調整👵🏿。從美國的立場來看，影響中美關系的因素至少包含結構性因素與行為性因素兩大類別。結構性因素主要包括中美兩國力量的客觀對比✪、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的變化以及中美兩國關系發展所產生的客觀後果；行為性因素主要包括美國精英的認知因素、美國國內民眾的認知因素以及美國行政權掌控者即美國總統的認知因素。這兩種類型的因素交互作用，構成了影響中美關系變化的某種具有生態系統屬性的結構🈸，這種結構影響著美國對華戰略決策與政策製定過程。

美國總統對華戰略與政策製定♐️，面臨上述結構形成的三個約束機製🐶⚜️：一是美國對中美兩國實力對比變化的主觀認知機製；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國內政治認知轉化機製；三是美國總統個性化特征決定戰略與政策調整的動力機製📇。

第一👩‍🎤，關註“相對利益”，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兩黨視中國為威脅。從主觀認知機製來看，目前美國國內兩黨之間形成了所謂的跨黨派共識，即中國實力的增長——包括經濟體量🙅🏽‍♂️🧛🏻、軍事體量以及行為模式中“自信”特征的持續湧現——構成了對美國在國際體系中霸權優勢的沖擊和挑戰🚣‍♂️。基於這種認知，美國更傾向於將中國的舉動定義為威脅而較少考慮中方合理的利益關切🤹‍♀️；更習慣要求中方采取主動行動以滿足美方提出的要求而較少考慮這種要求本身的合理性🧗🏼；更容易感知到自身遭遇的威脅和挑戰而較少關切是否有調整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的必要。在國際關系理論中，美國這種主觀認知機製屬於結構現實主義者描述的關註“相對收益”，即關註力量和收益在不同國家的分配比例，而非關註“絕對收益”，即關註自身力量和收益在縱向時間維度的變化。當關註“相對利益”的國家認為“相對收益”不利於自身時🤶🏼，更容易采取沖突而非合作的立場。

第二🧘🏼‍♂️，政黨競爭規則之下，拜登政府將更著眼於短期利益。從國內政治認知轉化機製來看🎟，美國總統拜登面臨的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更加鼓勵其對華采取強硬立場👩🏻‍✈️，而非有助於促成合作的溫和態度。盡管在方法上有爭議💍，但客觀上美國國內目前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對華戰略以及具體的政策主張，總體上持正面評價，即認為特朗普雖然采取了一些不當乃至錯誤的方法🤦🏼‍♀️，但他對華強硬施壓的立場👨🏼‍✈️，確實反映了美國的利益訴求🧟。真正引發爭議的地方在於🚴🏿‍♀️，特朗普采取了單邊施壓的方法，疏遠了美國的傳統盟友，過度偏好關稅等不恰當的政策工具。回顧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以普選票的數據來看☺️，截至2020年12月7日🧑‍🦼‍➡️，美聯社發布的統計結果表明拜登獲得了超過8100萬票，而特朗普也獲得了超過7400萬票👨‍🦽‍➡️🤵🏻‍♂️，兩者均創下歷史紀錄🛤，其得票數均遠超2008年奧巴馬參選時創下的6900萬票的紀錄🤵🏻‍♂️。考慮到拜登任期內的2022年國會中期選舉以及目前民主黨在國會的席位分布（目前，民族黨在參議院、眾議院均僅有未微弱優勢），2024年拜登大概率會因為年齡原因不宜參加總統選舉，美國國內競爭性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顯然會促使拜登更加著眼於短期政治收益，任何著眼於中長期收益的指向溫和與建設性的對華政策調整，都將面臨國內政治成本的約束。

第三，新領導人個性穩健圓滑，“破冰”空間有限。從決策者個性化的動力機製來看，拜登本人並非一個強勢的政治領導人，其所持有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基本政治態度，對中國而言也很難視其為傳統意義上的對中國偏友好的“老朋友”。作為一個有長期從政經驗的老牌政治人物，拜登的特點是在美國傳統的精英建製派架構內進行合縱連橫，以圓滑而富於彈性的方式，進行各種層面上的“交易”。其年齡特征、政治立場、性格要素以及長於得失盤算與利益勾兌的能力譜系，都約束了其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強勢型領導人進行某種“破冰”行動的空間。目前拜登對中美關系已有一些正式表態，包括“不會馬上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美國一半以上的商品增收25%的關稅🦬，也不會廢除與中國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以及計劃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做一個全面評判🤬🫰，並與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的盟友積極磋商，“才能製定一個前後一致的策略”。這些表態清晰地凸顯了拜登政策選項的穩健協調和圓滑特征。而其有關中國貿易行為方面的關切👤，包括美國老生常談的技術轉讓、專利保護、商業竊密、國企補貼、市場準入等⏩，則已經暗示相對特朗普單純依靠關稅挑起貿易摩擦的方式，某種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局面，或將在某些時刻出現在拜登任內的中美關系中。

除上述機製外，就面臨的客觀任務而言，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之內🦹🏿‍♂️，在中美關系之外，至少面臨四項主要任務：其一🔚，有效控製美國國內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二，保障美國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其三🤺，修復與傳統西方盟友的關系；其四，在全球多邊體系中修復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國領導力的損失。結合美國精英的總體認知以及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從緊迫性來看，這四項任務客觀上都可能獲得高於中美關系良性變革的優先順位。盡管有人指出，美國想要控製新冠肺炎疫情，並修復全球多邊議程中的領導地位🚴🏿‍♂️，可能都需要與中國建立合作關系，但是這兩個領域的合作💂🏽，均可能以一種與中美關系總體保持相對距離的獨立方式開展💗。更直白地說，既然中美關系在經貿👷‍♀️、安全🧖🏼、人權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調整，對於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控製以及氣候變化、防止核擴散等領域提出的合作性要求或建議，中方也很難完全基於與中美雙邊關系改善直接掛鉤的方式進行回應🧑🏼‍🦰，因為這種掛鉤邏輯下的回應同樣可能觸及中國在全球治理等廣義議題上的得失。簡而言之，中國很難因為美方在雙邊關系上的負面做法🧞‍♂️，就直接在全球性議題上簡單采取“對等報復”的做法，因為這會直接損害全球多邊治理的合作🏊🏿，而且也會構成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損害🧑🏼‍🔬。

拜登時代💬，中美關系何去何從？

基於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判斷👨🏻‍🦯‍➡️，拜登政府任期內，中美關系可能呈現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特征的變化。

第一🧙🏻‍♂️，中美關系或將穩健發展，難有實質性突破🧑🏿。中美關系整體進入一個有限幅度盤整的階段，維持相對穩健的發展態勢📧，但是朝著建設性方向🚵🏿、出現實質性突破的概率比較有限🙇🏼‍♀️。作為美國傳統建製派精英，拜登與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決策團隊的構成將體現某種比較顯著的精英回歸的態勢🟫💷。這批精英的認知與行為邏輯🧍🏻‍♀️，特別是在處理具體問題時的行為風格，有較大概率與特朗普政府團隊形成比較鮮明的反差。對於中美關系的發展來說，這將有助於促成雙邊關系回歸曾經的對話機製和軌道。但是🧜🏿‍♂️，基於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認知，美國對華態度不會出現實質性變化👫🏻，因此很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中美兩國在傳統對話與溝通機製內🔃，展開遠比2016年之前更加激烈的博弈乃至較量。從表現形式上來說，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可能與特朗普政府直接突破常理的極限施壓存在較為顯著的區別，但其壓製中國發展的實質，很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或者說符合中方預期的調整與變化。

第二🧑‍🍼🏨，美國以多邊主義向中國施壓👨🏽‍🦳7️⃣，但美歐同盟“破鏡難圓”🧚🏿‍♂️。中國可能會感受到某種具有整合性的多邊壓力增加，但是美歐之間的一致性也將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削弱和降低👃🏼。拜登入主白宮的消息基本確認之後📤，歐盟已經出臺了美歐共同應對中國挑戰和威脅的戰略文本，試圖用歐洲的“大腦”，來指揮美國的“肌肉”。換言之，歐盟固然希望構建在對華政策上的“西方一致”👶🏽，但是在經過特朗普政府的沖擊之後🧊，傳統的美歐關系已經出現了某種“破鏡難圓”的跡象。歐盟在重新向美國積極靠攏的同時👩🏼‍🎓，也明顯表現出謀求更大主動性和自主性的跡象。這對於拜登政府來說，一方面意味著可以獲得以多邊主義應對中國挑戰和威脅的機遇🙍🏿💎，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美歐關系整合方面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但是這種代價的支付✒️♞，又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撕裂狀態的掣肘。對於中國而言🧙🏽‍♂️，也會因此獲得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和余地。

第三，經貿博弈或更趨復雜，中方已有所準備。中美經貿-金融領域的關系，在拜登時期將表現出更多的復雜性和系統性，不確定性的風險可能會有所降低，但中國面臨的整體性戰略壓力可能不會出現實質性減弱🧌。在特朗普政府任內，通過極限施壓開打“關稅牌”以及在高技術領域采取某種突破常理施壓的方式🙍‍♂️，短期內對中國形成了心理與實體兩個層面的壓力🔬。但在經濟規律自身作用↙️，中國通過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底線的方式進行有效回應，以及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失敗等三個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這種壓力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趨於實質性的失敗🏋🏻。可以預期拜登任內美國在關稅等領域可能以相對漸進的方式🕓，對原本不合理的施壓措施進行一定限度的調整。但是在中美高科技競爭🈴、中美經貿結構性問題等方面，美國對中國施壓的概率將呈現上升態勢，施壓手段也將回到美方短期內能夠保持相對比較優勢的多邊主義和機製化的領域。中國已經對此有所準備，通過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並表示願意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以及出臺以高質量發展🛍、新發展格局等為核心概念的“十四五”規劃的方式，進行了具有前瞻性的預防性回應。

回歸理性務實階段

從直接的案例來看，可以預期拜登入主白宮之後，針對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精準限製，有較大概率繼續保持⛹🏽‍♂️；對中國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的獲取，會呈現進一步強化管製的態勢📥；對中國企業在美國的正常行為，包括投資🧏‍♂️、收購、上市等，也會出現系統化的規製。所謂“脫鉤”的戰略✵，將會進入一個相對理性務實，也因此更加精準或者說明確的階段：美方可能會停止那些明顯違反基本經濟規律和商業規則、不具有合理性的極限施壓行為，TikTok和WeChat等在美國的正常運營業務☝🏻，可能實現某種務實的解決方案👨🏽‍✈️；但是在跨境數據流動管控，美國用戶隱私保障，中美高科技正常交易，對等的市場開放與準入🧑🏻‍🦼‍➡️，高質量的知識產權保護，更加體現美方需求的技術轉讓規範，更加嚴格的中國企業赴美國上市管控，政府采購、補貼、國有企業等議題領域，中美可能以密集談判形式展開比特朗普時期更高強度的博弈。

就中方的選擇而言，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都必須以更加務實和理性的態度，自信應對已經並將持續發生實質性改變的中美關系的新發展態勢。2020年8月—2020年12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以及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以中美關系史上罕見的密度和強度，發表了大量內容完整、目標一致、戰略清晰的外交信號🧔🏿‍♀️，闡述了中方對中美關系的基本立場，其核心就是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加強溝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原則立場7️⃣，回應美方的不合理要求，努力推動中美關系重新回到以對話解決分歧和矛盾的良性發展軌道上來🫅🏼，謀求建立一種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新型大國關系。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變化，客觀上也有利於中國推進一種負責任的建設性的中美關系大戰略。

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歷史已經清晰地證明，一個良好的中美關系對中國，對美國✦，對世界👩🏼‍🎓，都具有至關重要的積極意義💇🏿🤞。中方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原則和立場，中美關系未來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方能否做出積極有效的改變🕺🏻💃。當然人們會樂觀地預期拜登政府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做出建設性的調整和決定🏋🏻‍♂️，但在相關結構性機製和因素的製約下，人們應該更多地以謹慎樂觀的態度，期待中美關系朝著健康的方向漸進調整，以平常心爭取盡可能良性的成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