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轉向全面鼓勵生育的政策

導語

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與“少子化”挑戰🙋🏽‍♂️，中國應盡快從限製生育向全面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通過構建與生育相關的政策支持體系🐒，充分發揮傳統“家本位”文化鼓勵生育的功能🧑🏻‍🦯‍➡️，利用多元化的福利配套政策，降低年輕一代的生育成本與養老負擔，提高他們的生育意願。從單純放開生育的政策向宏觀層面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應成為鼓勵生育政策的重心。

人口問題是影響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重大問題。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得益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和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中國成就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並成功躋身中高收入國家行列（蔡昉🏋️‍♂️，2010）🏄‍♀️。

近年來，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口近2.64億人➜，占總人口的18.7%💯🤾🏻，65歲以上人口約1.91億人，占總人口的13.5%，相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別上升了5.44個和4.63個百分點。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於2010年達到最高點74.5%🙆🏽‍♀️；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於2013年達到最高點（約10.06億人）⛲️，此後每年以超過300萬人的速度減少，2020年下降到96776萬人，累計下降了近4000萬人🏧。

低生育率趨勢仍將持續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就呈現出持續下降的態勢。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高達5.81，到90年代中後期，急劇下降至1.8左右（鄔滄萍等，2003）🦅。盡管中國政府近年來加快了生育政策調整的步伐🧽，在2013年底和2015年底分別放開了單獨家庭和非獨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但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仍然沒有逆轉。到2020年👩‍🦰😧，總和生育率進一步降至1.3👮🏼‍♀️，遠不及2.1的生育更替水平。從新生嬰兒的出生數量來看，只在政策放開的第一年略有上升，後續年份繼續呈現下降的趨勢🚶‍♂️，2020年的新生嬰兒只有1200萬🙍🏻‍♀️，創下了自1961年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國家統計局，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以上數據表明，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趨勢日益明顯。

Lutz和Skirbekk（2005）認為TFR降至1.5以下後，社會就會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較長時期難以回升到正常世代更替水平。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的經驗表明，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依然難以逆轉。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5月，中國全面放開了生育“三孩”🙌🏽，但可以預計，低生育率的趨勢仍將持續。

從限製生育向全面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

如果說過去中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邏輯主要是擔心生育率過高帶來的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社會發展容易掉入“馬爾薩斯陷阱”的話🛑，那麽現在我們更應擔心生育率過低和人口負增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沖擊，如勞動力數量急劇減少，經濟增長率、勞動生產率與國際競爭力下降，養老負擔日益沉重與公共財政壓力上升等問題。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歐洲一些先後面臨超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或地區都無一例外地遭遇過上述困境。

在一個低生育率的社會中，生育更多的孩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

其一🎄，生育更多的孩子對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齡結構、增加未來勞動力數量🚣🏿、減緩老齡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時也有利於降低家庭和社會的養老壓力🧒🏿。

其二，新出生的人口能直接擴大家庭養育消費支出以及與政策相關的行業（如嬰幼兒用品🤦🏿、家政等產品與服務）的消費需求👨🏽，同時也有助於降低預防性養老儲蓄。還有利於提升消費市場潛力，為擴大中國的消費需求帶來新的契機（汪偉🤾🏻‍♂️，2017）👩‍👧‍👧。

其三🚽，從人力資本積累角度來看，家庭對新生子女進行教育投資🎅，有利於人力資本積累和擴大人力資本規模🕵🏽，也有助於提高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和潛在經濟增長率。

關於計劃生育是否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眾多的研究表明👒，近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作用越來越明顯（王豐📱，2010；左學金，2010；沈可等，2012🙎🏻‍♀️；汪偉🕚🧛🏽‍♀️，2017🕍🤬；蔡昉👨🏽‍🦰，2020）💅🏻。從家庭的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行為來看🤞🚴🏻，2017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顯示，受訪家庭意願生育子女數的均值為1.88個👓，實際生育的數量只有1.42個💂‍♂️，說明當前的生育政策在平均意義上對家庭並不構成實質性的約束，生育控製政策更多的是約束具有少數高生育意願的家庭。因此，面對咄咄逼人的“老齡化”與“少子化”趨勢，著眼於人口數量控製的傳統計劃生育政策思維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轉變👨🏻‍🚀，中國應盡早從過去的生育控製政策轉向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的政策。

養老與撫幼的政策設計

毫無疑問，生育成本高昂與養老負擔過重是年輕一代低生育的重要原因。因此，真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生育意願的對策，應該從各種有利於降低生養孩子成本與養老負擔的公共政策中去尋找。

從國際經驗來看𓀔，直接提供現金支持或進行稅收減免是分擔家庭生育成本並刺激家庭生育意願的主要方式💯。比如🚮，美國向家庭發放高額的生育津貼並根據家庭子女數量進行稅收減免，俄羅斯設立專門的“母親基金”來補貼家庭生育👍🏿，法國根據不同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和子女年齡的差異構建了育兒津貼體系等🦷。中國可以借鑒上述國家的經驗，加大對生育的財政支持力度🏏，通過多樣化的津貼設計來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和養育子女的成本。

結合當前的三孩生育政策，政府可以對多孩家庭采取梯度生育補貼🧓🏿🐼，以此來提高家庭生育的意願👳🏿‍♂️。另外，在發放津貼的同時☝🏿，可以考慮輔之以稅收優惠政策👳🏿‍♀️，比如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以享有教育、醫療、住房等多方面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為不同生育意願的家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激勵和保障。

中國家庭的幼兒照料負擔較重，大部分地區0~3歲的托育服務機構供給嚴重不足，照料子女的時間成本較高是生育政策放松後家庭生育積極性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應建立更多的普惠性托育服務機構，並完善托幼服務體系👼🏻💆‍♂️，以滿足放開生育政策之後👩🏻‍🚀，家庭日益增長的托育照料需求🌴，緩解家庭的照料負擔🏇🏻。在這方面💶，英國、瑞典等國的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它們通過設立社區兒童支持系統、為學齡前兒童提供免費的保育場所、完善兒童醫療服務體系等方式為家庭營造了良好的育兒環境，滿足了家庭的托育照料需求，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意願。

同時，考慮到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較高，生育之後難以在短時期內迅速返崗，這種來自“生育—工作”的沖突在給家庭帶來經濟壓力時，也會影響育齡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的表現與職業發展前景🚣‍♀️。因此，中國也應通過法律或製度設計來保障女性的就業權利，以緩解女性生育後的多重壓力，比如可以借鑒並引入北歐國家早已推行的男性產假和“父親的育兒假”等來完善現有的產假製度體系（沈可等，2012），同時擴大生育保險的覆蓋範圍並出臺為因生育中斷就業的女性提供再就業的法律法規等🧜🏿‍♀️。此外，中國也應對育齡女性員工較多的企業采取適當的稅收優惠，減少企業對育齡女性的就業歧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促進生育成本在國家🛕𓀏、企業與家庭之間有效分擔🫷🏻🙇🏿‍♂️。

另外👩🏽‍🔬，應當註意到👪🥰，在“高齡少子化”背景下，日益累積的長壽風險也會增加家庭的贍養負擔🦠，進而影響到年輕一代的生育決策。尤其是對於雙方為獨生子女的年輕夫妻而言🙋🏽🤾🏽，養老與撫幼壓力的疊加會進一步降低他們的生育意願⛹🏿。因此😩，中國鼓勵生育的政策設計也應著眼於降低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加快推出“一老一小”相關配套政策，這樣不僅可以緩解年輕一代的養老壓力，也能減少他們生育子女的後顧之憂🧑‍🎤。

雖然中國家庭的生育意願受到了生育成本和養老負擔上升的沖擊，但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傳統“家本位”文化鼓勵生育的功能。事實上，生育決策往往並不僅僅由家庭中承擔生育責任的夫妻二人獨立做出，受傳統“家本位”文化的影響👊🏿，家庭的生育決策還與父母的偏好和行為緊密相關🩰。由於中國傳統的“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以及基於親子關系建立起來的紐帶，父母通過提供經濟幫助和隔代照料可以降低成年子女的生育成本🤞🏻，父母的支持行為可以看作是向子女傳遞生育意願🦮，這有利於提高子女的生育概率👵。

總之🪫，面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與“少子化”挑戰，中國應盡快從限製生育的政策向全面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通過構建與生育相關的政策支持體系，充分發揮傳統“家本位”文化鼓勵生育的功能，利用多元化的福利配套政策，降低年輕一代的生育成本與養老負擔♚，這樣才有可能提高家庭的內在生育意願。此外🧎‍➡️，中國還應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宏觀層面政策去提高人口的質量。從單純放開生育的政策向宏觀層面社會公共政策的發展🦸📟，應成為生育鼓勵政策的重心👱🏽‍♀️。

參考文獻🧚🏻‍♀️：

[1] Lutz W., and Skirbekk V.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empo Effect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5, 31(4):699-720.

[2] 蔡昉. 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 [J]. 經濟研究, 2010, 45（4）：4-13.

[3] 蔡昉. 如何開啟第二次人口紅利？ [J]. 國際經濟評論，2020（2）：4, 9-24.

[4] 國家統計局.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 [R]. 北京：國家統計局, 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

[5] 沈可👩🏼‍🏭，王豐👩‍🦯，蔡泳. 國際人口政策轉向對中國的啟示 [J]. 國際經濟評論，2012（1）：6, 112-122.

[6] 汪偉. 人口老齡化、生育政策與中國經濟增長 [J]. 社會科學文摘🍜，2017（3）🦸‍♀️：52-54.

[7] 汪偉. 如何構建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製 [J]. 學術月刊, 2017👩‍👧，49（9）：9-12.

[8] 王豐. 全球化環境中的世界人口與中國的選擇 [J]. 國際經濟評論，2010（6）：5, 70-80.

[9] 鄔滄萍，王琳🚇，苗瑞鳳. 從全球人口百年（1950~2050）審視我國人口國策的抉擇 [J]. 人口研究，2003（4）🧁：6-12.

[10] 左學金. 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J]. 國際經濟評論，2010（6）👋🏿🐝：6,127-135.

*作者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與應對策略研究（71773071）”、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人口老齡化對中國教育投資的影響研究（16PJC034）”的研究資助。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編輯：潘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