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性治理👽：零工平臺勞動治理的新視角

導語

韌性治理🕺🏻，作為零工平臺勞動治理的新模式🙇🏻‍♀️，有助於促進零工平臺與勞動者之間利益的動態平衡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信息和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快速迭代與互聯網平臺的基礎設施化進程孕育出大量新就業形態，如“眾包經濟”“按需經濟”所催生的零工勞動。我國零工工人數量和規模迅猛發展，到2022年底已經突破2億，他們主要分布在物流快遞、貨運駕駛🙋🏿‍♂️、網約送餐、交通出行、護工護理、家政服務😫、保潔環衛等各類職業領域，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小零工👩‍❤️‍👩✧、大就業”。阿裏研究院在2017 年發布的《數字經濟2.0報告——告別公司，擁抱平臺》中預測👩‍❤️‍👨，在未來20年，我國傳統的8小時工作製將被打破，多達4億的勞動力（相當於國內總勞動力的50%）將通過互聯網實現零工就業[1]。

那麽，新就業形態中零工勞動者面臨著哪些現實困境？在零工平臺的勞動治理方面，又有哪些具體模式？當前🍢，一種新型的平臺治理模式正在興起——韌性治理🙍🏿‍♀️，這是一種怎樣的治理模式？如何實現這種治理模式🕍😅？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回應與思考💎。

新就業形態中的零工勞動🎱：賦權與負權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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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T發展的早期，學術界對媒介技術的討論呈現出典型的“樂觀主義”特質——媒介技術被視為一種“賦權”力量，它不僅為個體提供更為多元化的表達渠道，而且能夠將人們從部分機械勞動和固定勞動的時空中解放出來，為勞動者提供更多自主😚、自在和自由的工作。然而💾，當數字技術嵌入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機製漸趨復雜，“技術趨勢”與“技術現實”之間差異也日益明顯。人們逐漸意識到，數字技術可能既是一場革命性的“慶典”，也是一個暗含危機的“江湖”[2]。因此🍁，在對我國新就業形態中零工勞動的近距離考察中，我們需要警醒地認識到零工經濟和數字技術所具有的“勞動賦權”與“勞動負權”的雙重屬性。

具體來說，一方面，零工經濟和數字技術將參與🤏🏽、互動和分享等原則或理念奉為圭臬，零工平臺實現了勞務供需之間快速且有效的匹配，為勞動者提供海量的就業機會，創造出多樣化的就業形態🚣🏿‍♀️。在零工經濟中，零工工人擁有更自主的工作時間✡︎、更靈活的工作地點，以及更多元化的收入渠道。另一方面🪭，零工經濟和數字技術將零工工人與虛擬的自由、永不間斷的勞動、製式化的情感緊密交織在一起。吳清軍和李貞（2018）發現，在零工經濟中，零工勞動者極易處於被動地位、議價能力較低，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得不接受低穩定性、高不確定性的用工方式[3]。由技術加速所帶來的社會深度變革及其產生的異化現象越發嚴重且普遍，零工勞動中的時空異化、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異化，以及勞動者本身的異化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註。

首先💆🏿‍♀️，零工勞動中的時空異化。媒介技術打破了傳統勞動在形式🚶‍♂️‍➡️🦒、內容以及時間與空間層面的諸多限製，使勞動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勞動時間與空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同時生產和消費🧑🏽‍✈️、工作和休閑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區分⛪️。零工勞動中的時空異化不斷重構著人與勞動💆🏻‍♀️🆙、人與休閑、人與人，以及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

其次，零工勞動中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異化。這激發了不少學者對零工工作勞動過程的深入思考，如陳龍（2020）提出了“數字控製”這一概念👨🏽‍🏭，用以描述虛擬軟件和數據介入勞動秩序的建構過程[4]。數字控製與不確定性🤞🏽、超精準性和高風險性的勞動過程緊密相連。數字技術對於勞動者的規訓、剝削與監控過程在本質上體現了人與技術之間關系的異化。

最後，零工勞動者本身的異化，這主要表現在勞動者的勞動行為方面🧗🏻‍♀️。具體來說，處於“電子流水線”的零工工人迫使自身勞動迎合技術的控製與評價機製，在勞動過程中，他們通過標準化◾️、常規化的工具和技術來完成特定工作中的每一項任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往往顧不上對自身情感🙆🏼‍♀️、心理以及社會交往的關註，而成為平臺企業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

兼顧公平與效率：零工平臺的政府政策治理

圖源：VEER

如何既能促進新型經濟形態的發展📐、拓寬就業渠道，又能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成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些專家認為，在零工平臺的勞動治理過程中🥁，政府應扮演“關鍵人”的角色，其作用是最直接和不可替代的。換言之，新就業形態中零工平臺用工行為的規範🪙、零工工人的公平就業和勞動權益的保障🔻，以及新型平臺和諧用工關系的建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政策治理體系的建構與完善，這種政策治理方式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在德國勞動法專家海因茨—狄特裏希·施坦因邁爾（HeinzDietrich Steinmeyer）等（2016）看來🧑🏿‍🔧，零工平臺的政府政策治理不僅是保護零工工人權益和促進國家經濟規範、健康和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更是提升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有效手段[5]。

2020年以來，隨著平臺監管政策收緊💅，我國平臺經濟由“競爭加速階段”進入以政府為主導的“規範治理階段”。2022年3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印發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了數字經濟是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在此背景下，零工勞動者的生存境遇和權益保障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註。總體來說，現行政策從就業支持和勞動權益保障兩個層面切入，為實現零工勞動中公平與效率的並舉提供了重要牽引力與推動力。

其一📩，我國現行政策打開了就業的新空間⇨，為零工工人提供了重要的就業支持。2020年7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13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強調要支持自主就業並鼓勵“副業”創新，微商電商、網絡直播🤵🏽‍♀️、影視創意等行業受到政策支持⏸。同時，數字技能的提升成為適應與推動新就業形態發展的重中之重。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國家先後發布了《提升全民數字技能 工作方案》《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等指導文件，聚焦產業工人🐯、農民、新興職業群體🩰、婦女等不同職業類型群體🧙🏿‍♀️，強調從專業建設、職業培訓、人才評價等多方面提升他們的數字工作能力，以更為充分地激活零工經濟的內在活力。

其二🛋，我國現行政策正在大力加強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2020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這些意見從權益保護🚯、企業責任、職業發展等層面進一步明確了平臺企業方和勞動者的權利、義務關系，彌補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製度“短板”，尤其強調對零工工人基本報酬權🕢、休息權和職業安全的保障。《“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更是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健全靈活就業人員（零工工人）參加社會保險製度和勞動者權益保障製度🏯，探索建立新就業形態中平臺企業勞動保障信用評價、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等製度，一方面避免平臺將過多的勞動風險轉嫁給零工勞動者🗂，切實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另一方面努力營造良好公平的市場環境，持續激發社會的創造力[6]。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政府政策治理通過監管的方式能夠對平臺資本的逐利性進行有效的規範💘，同時為零工經濟中勞資關系的調整提供重要的政策供給，兼顧公平與效率，但這種“自上而下”式的管理與規範方式具有強 製性的特征。如何才能彌補政府政策治理過程中的不足，更好地推動零工經濟的創新發展，保障勞動者的權益，促進勞動的公平性？筆者將引入“韌性治理”這一概念來回應上述問題，並展開具體的論述。

韌性治理🍞：一種新型的零工平臺勞動治理視角

圖源👌🏻：VEER

“韌性”作為一個物理學概念，最早起源於19世紀50年代，意指物體在作用其上的外力消失後恢復至初始狀態的能力。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生態學家克勞福德·霍林（Crawford Holling）首次將其作為正式的學術概念引入生態經濟學領域🌇，用於分析生態系統本身的穩定性和在受到外力沖擊時自我恢復的能力[7]。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危機性事件的不斷增加👩🏿‍🍼，社會風險也越發凸顯。韌性概念在學界的研究趨於成熟後，繼而被應用於討論社會治理領域的諸多問題。

“韌性治理”是指多元主體以集體行動為基礎𓀙，通過組織🤾🏽‍♂️、流程、技術𓀕、製度等多方面的措施增強風險應對靈活性和抗風險能力的新型治理模式[8]，其關註點經歷了從物理（工程）韌性到生態韌性👑，再到社會韌性的演變脈絡。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年〽️，德國經濟學家馬庫斯·布倫納梅爾（Markus Brunnermeier）著重闡述了韌性社會的概念[9]，用以描述社會結構在遭受沖擊之後做出響應和回彈的能力。

不可否認🧑‍🏫，零工平臺的出現不僅意味著新興經濟模式的誕生☄️，還帶來新舊勞動秩序的交替與更迭。對於勞動者個體來說👫🏼，平臺塑造了諸多行業的勞動秩序，並開始影響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秩序🤌🏽，給包括司機、配送員、家政服務 人員等在內的傳統勞動者群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種沖擊還伴隨著種種系統性風險💑，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種種“異化”現象⏯。“韌性治理”作為一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新型治理模式——一方面突出政府在零工平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效的政府政策治理體系是實現韌性治理的根本前提與保障）；另一方面強調用工平臺🍕、社會組織（包括第三方組織）、零工工人在推動零工經濟創新發展、加強零工勞動者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與現實意義，且這些主體參與治理過程的本身是結構化的🧑‍🌾，緊密聯系的。韌性治理有助於我們更為有效地回應上述系統性的風險，進而構建零工經濟模式下的新型勞動秩序♿，體現中國特色的和諧勞動關系🪁。

（一）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與新型勞動秩序的構建

總體而言，在我國零工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系表現得較為明顯🈂️🚣‍♀️。根據布倫納梅爾對“韌性社會”的相關論述，兩者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張力在原則上無法為可能的意外事件提供韌性準備。筆者認為，在對零工勞動的韌性治理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用工平臺🕳、社會組織（包括第三方組織）🧈、零工工人等不同主體在零工平臺勞動治理過程中的積極性與能動性。

有學者詳細論述了這些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的政治角色👸，並對如何發揮它們之間的協同效應，形成合力提出了建議與策略[10]。因為篇幅的關系，本文在此不再贅述，主要強調第三方組織在零工平臺的勞動治理過程中，可以發揮更為積極和重要的作用，而這一點尚未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註與重視。

筆者長期關註的公平工作委員會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的公平工作項目即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一例🤷🏻。公平工作委員會成立於2017年🐗，由來自全球數所知名大學（主要是歐洲的大學）中數字勞動平臺研究的專家和學者組成，其宗旨在於全面提升零工平臺勞動者的薪酬🐻‍❄️，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從而建構全球公平公正的平臺經濟體系👲🏿。該委員會在成立伊始，就在全球範圍內發起了“公平工作項目”（Fairwork Project）🪆。該項目依托英國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與德國柏林社會科學研究（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邀請並和零工經濟的各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零工平臺、工會🧑🏻‍🦼‍➡️🚣🏽‍♂️、第三方組織、零工勞動者🦤、律師⏏️🪅、學者等）展開密切合作，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要求實現全球體面勞動的總體框架下🍵，確立零工經濟中的公平工作原則👳🏿‍♀️，製定具體的標準與規則🩼，並通過媒體和消費者對用工平臺持續施壓的方式來助力項目目標的實現👩🏻‍🎤。

2018年以來🥞👩🏼‍🔧，公平工作委員會在全球五大洲👨🏽‍🎓🧔🏽‍♂️，包括英國👰🏻‍♂️🎑、美國、德國🫁、奧地利、印度、孟加拉國、中國香港、南非🔤、肯尼亞等在內的26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研究人員網絡，通過運用案頭研究（Desk Research）🧑‍🦼‍➡️、與零工平臺管理者和零工工人深度訪談的方法，系統考察與評估了這些國家或地區中大型零工平臺的工作流程與工作環境，並專門針對如何實現平臺工作公平性的問題🦻🏿🕺🏿，為零工平臺提供相應用工政策和商業模式調整的建議，營造一個更為安全和更具包容性的工作環境[11]⛹🏼‍♀️。

總體而言🧛🏼‍♂️，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有助於將零工經濟各類利益相關方都納入對零工平臺的勞動治理之中，通過社會主體內部關系的自我調適以實現勞動秩序的逐步復歸🫵🏻，以此來積極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失常”問題，進而確保零工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的發展。

（二）建立和強化零工勞動者之間的有機連接

在我國👮🏿，從事平臺零工工作的勞動者大多是外地戶籍的流動人口👉🐖，他們被認為是城市的“異鄉人”和“邊緣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被迫屈居於從屬地位🫄🏿，遭受不平等對待💆，工作也越發不穩定；在社會關系上，他們與傳統鄉土社會日漸剝離👩🏻‍💼，“懸浮”在城市中，內心充滿孤獨和焦慮，在面對工作和生活中的風險沖擊時♓️，往往無力且脆弱👲。同時，與傳統穩定的工作相比，零工工作者從事的工作具有極大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零工工人因此沒有固 定的工作場所和穩定的同儕關系。在此背景下，加強零工勞動者之間的有機連接有助於他們抵禦社會風險、增強韌性。

在建立和強化零工勞動者之間的有機連接方面，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零工勞動者群體的自組織實踐比較具有代表性🧗🏼‍♀️。2022年，共有2300萬名活躍司機在滴滴平臺獲得收入。在如此龐大的零工勞動者群體中🪟，存在形態各異的自組織結構👄。莊曦、王旭和劉百玉（2019）在關於“南京滴滴車主微信交流群”的一項實證研究中發現，包括滴滴合規車司機🫙、滴滴私家車司機和車輛周邊服務商在內的“車主”們以業緣群己關系為基礎，建構起“類型化”和“關系化”兩種不同的群己關系模式。司機們既可以在社交群聊內分享喜樂、守望相助，也將這種交往模式延續至現實生活中🫃，組織約飯、喝酒🤛🏼、上網等群體活動，建構起一種居於“陌生人”和“熟人”之間的社區感[12]🧗🏻‍♂️。另外一個例子來自外賣騎手勞動社群的創立及維持🙋‍♀️。張玉璞（2019）敏銳地洞察到，外賣騎手具有“城鄉流動者”和“移動工作者”的雙重身份[13]🫧，這也構成了這一勞動群體的特殊生存語境⛹🏿‍♂️。孫萍和陳玉潔（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從主體性的視角出發，將外賣騎手的集體組織能力與其社會參與過程聯系起來，她們的研究細致且生動地描述了外賣騎手構建商業關系與社會關系的相關實踐[14]。不同外賣小組中的外賣員們以“兄弟”相稱，通過社群溝通與線下聚會來調試平臺中介之下的送餐服務關系。他們互相分享關於“大單”的即時信息🫴🏻、通過合作“作弊”來與平臺系統展開博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積累了應對平臺勞動過程不穩定性的知識，將個體智慧建構於集體智慧之上。

平臺勞動者們在物質或精神層面的聯通培養了一種群體意識，並在此基礎之上創建出一種極具包容性的“社會空間”，這一新空間既包含了傳統農業社會中的血緣和地緣關系，也包含了城市社會中的業緣和文化關系。此類自組織機構也得到了政策層面的支持與認可，近年來，多地基層工會開始承擔起零工勞動者群體組織機構的建構與聯結功能👶🏻，如支持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等零工工人入駐“勞動者之家”“勞動者驛站”等勞動者的服務陣地👩‍🍳，如甘肅省將“建設100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驛站”列為2022年十件民生實事之一🧉。

當然🥲，基於韌性社會的平臺勞動治理模式的建構離不開韌性社會本身的培育和建設，它由社會、組織和個體等多個維度組成。數字技術的發展方興未艾，我國社會正在面臨數字化進程的全面且深刻的變革🈲，勞動者的“數字化生存”是其中頗為關鍵的議題之一，探討新型勞動秩序構建及勞動者的個體發展和權益保障問題既必要又迫切🎛。基於韌性社會的零工平臺勞動治理模式為我們在零工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實現零工平臺與勞動者之間利益的動態平衡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與思路。

註釋：

[1] 阿裏研究院 . 數字經濟 2.0 報告——告別公司，擁抱平臺 [R]. 北京：阿裏研究院 , 2017. 

[2] 吳世文 , 何屹然 . 中國互聯網歷史的媒介記憶與多元想象——基於媒介十年“節點記憶”的考察 [J]. 新聞與傳播研究 , 2019,26(9):75-93+127-128. 32

[3] 吳清軍 , 李貞 . 分享經濟下的勞動控製與工作自主性——關於網約車司機工作的混合研究 [J]. 社會學研究 , 2018,33(4):137-162+244-245. 

[4] 陳龍 . “數字控製”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製研究 [J]. 社會學研究 , 2020,35(6):113-135+244.

[5] 海因茨—狄特裏希·施坦因邁爾 , 香川孝三 , 喬西·比恩斯托克 . 他山之石：國外專家如何看待“靈活用工”[J]. 人力資源 , 2016(11):36-37. 

[6] 於萌 . 在靈活性與保障性之間⚙️：平臺勞動者的社會政策保護 [J]. 南京社會科學 , 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8):76-83.

[7] Crawford Holling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1): 1-23. 

[8] 張誠 . 韌性治理：農村環境治理的方向與路徑 [J]. 現代經濟探討 , 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4):119-125. 

[9] [德] 馬庫斯·布倫納梅爾 . 韌性社會 [M]. 余江 , 譯 . 北京 : 中信出版集團 , 2022: 10. 

[10] 肖紅軍 , 陽鎮 . 平臺企業社會責任：邏輯起點與實踐範式 [J]. 經濟管理 , 2020, 42(4):37-53.

[11] [英] 馬克·格雷厄姆 , 姚建華 . 公平工作委員會：全球化語境下用工平臺的治理策略 [J]. 工會理論研究 , 2022(4):66-74.

[12] 莊曦 , 王旭 , 劉百玉 . 滴滴司機移動社區中的關系結構及支持研究 [J]. 新聞與傳播研究 , 2019(6):36-58+127. 

[13] 張玉璞 . 流動中的社會關系🆎：上海外賣騎手移動媒體適用與社會資本 [J]. 傳播與社會學刊 , 2019(47):167-198. 

[14] Ping and Chen Yujie. Platform Labour and Contingent Agency in China[J]. China Perspectives, 凯捷体育娱乐 -（限时活动）即刻加入，享受平台优惠！(1):19-27.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僅供讀者參考🙇‍♂️，並不作為投資、會計♚、法律或稅務等領域建議。編輯👨‍🎓🐞：葛雯瑄。